加密公益事业报告：加密货币能否直接改善社会问题？

本报告通过探究加密货币公益事业新生世界背后的机制、叙事和个人，重点探讨了加密货币如何最直接地改善社会问题。

来源：老雅痞

介绍

自 比特币 白皮书发布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在此期间，加密货币行业诞生了。数以百计的新区块链被发布，总估值达到了万亿。数以百万计的传道者和怀疑论者被动员了起来。然而，当涉及到围绕这一切的最基本问题时，仍然没有明确的共识。那就是加密货币是件好东西吗？

在本文撰写之时，这个问题尤其尖锐——在宏观经济急剧下滑之际，对一些人来说，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加密货币是否在一年后还会存在，更不用说它对社会的影响了。我认为并希望加密货币的许多虚假表现在不久的将来会消失。但很明显，构成我们所谓的加密货币的集体主题是不会改变的。网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中心化的。在网上转移资金仍然需要第三方。数字物品的所有权仍然模糊不清。诸如此类的问题将继续得到解决，而那些构建解决方案的人将继续看到经济上的好处。这比任何一个区块链都要重要。正如加密货币正在孕育一个新的技术类别一样，它也孕育了一个新的技术专家类别。这些人渴望改变世界，并从他们改变世界的想法中获得资金，这种愿望只会更加强烈。

让我们进入加密货币的公益事业。加密公益不仅仅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行业中的另一个垂直领域，它已经可以以元宇宙无法做到的方式被触及和感受。粗略估计，在其旗帜下的年度捐赠金额已从2017年的数十万美元增至2022年的几十亿美元。这使得加密公益事业的规模与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基金会相当。它现在是播客、会议和很多组织的核心问题。这甚至还没有提到它在私人领域的反响，而那里往往是公益话语最受欢迎的地方。

本报告首先将带领读者了解加密公益事业的短暂历史。加密货币是如何带来如此多财富的？都有谁是加密货币公益家？加密货币为财富再分配带来了哪些工具、基础设施和机制？在建立这条基线之后，本文将讨论在其之上的新兴行为。加密货币公益家正在资助哪些类型的事情，以及如何资助？最后，我们将考虑这种新的公益范式的影响。

尽管公益事业与达沃斯有着相近的声誉，但它不仅仅是公益盛会和美德信号。 无论加密货币当前的宏观经济命运如何，这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未得到充分研究的进步尝试。在其加密货币子品种中，它已经有望影响数百万人的生计。 一方面，这篇文章是为那些从外部观察这个陌生新世界的人准备的，他们对加密公益事业及其对世界的复杂影响感到好奇。

重要的是，这份报告也是为加密货币工作者和有抱负的公益家准备的。虽然它已经偏离了早期的狂热，但加密货币行业仍然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充满希望和浪漫主义的时期。尽管加密货币的信徒们被赚钱所吸引，但许多人从事加密货币工作是因为其改变世界的潜力。然而过去几年的情况表明，如果仅根据其技术优点来评估其影响，加密货币的成就是有局限性的。通过了解加密货币公益事业，我们可以对加密货币对世界的影响得出一个更广泛的看法，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个更直接的答案，即它可能如何改善人类福祉。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回答“加密货币是好东西吗？”这个问题，但通过加密公益，我们至少可以研究最接近这个问题的东西。

什么是加密公益？

加密公益事业部分关注的是将不受限制的资本用于改善社会、生活、现实世界以及其间的一切。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开放式和自我定义的行为。尽管两者之间存在合理的重叠，公益事业可以与积极资助社会进步相关联，但与可以对那些迫切需要的人提供被动援助的慈善事业不同。所有的公益都是做好事，但并不是所有的做好事都是公益。

正如Nadia Asparouhova所说:“如果说风险投资是私人物品的风险资本，那么公益事业就是公共物品的风险资本。”在像加密货币这样的行业，公共产品是由营利性实体产生的，真正的公共产品不可避免地会被剥夺优先权。公益是一种重新关注最值得资助的事情的方式。

从逻辑上讲，加密公益事业中的加密指的是使用区块链及其类似技术本身作为工具来实现有影响力的结果。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点对点金融交易，它可以帮助个人避开掠夺性的中间商。另一个例子可能是加密货币对推进密码学的潜在作用，并由此产生数字隐私。最后，加密货币在其最广泛的“链上代码”和“链下社区”的定义中带来了汇集和分配公益资金的新方式。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称为“第一级”加密公益。

不太明显的是，加密货币还指利用技术的能力来创造财富，然后将其组织并重新分配给那些不一定与加密货币有关的倡议。想想一个早期的Z-cash投资者，他用自己的一部分财富在尼日利亚为孤儿建立了一所学校，此外还有 Vitalik Buterin 资助的长寿研究。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称为“第二级”加密公益。

把这些定义拼凑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加密公益不仅仅是两个流行语的组合。对积极影响的追求是加密货币过去发展和当前吸引力的根本，尽管这方面与更邪恶的用例一起被模糊了。然而，即使加密货币与第一级影响没有联系，它仍然具有很高的公益潜力。我们可以把这归因于加密货币产生的大量新财富，以及这些财富不可避免地流向下游和链外的公益事业。

因此，加密公益应该被视为一种新的公益范式，类似于之前由技术驱动的财富繁荣带来的剧变。就像21世纪镀金时代的实业家和技术创新者巩固了他们自己的公益机制和风格一样，我们目前所处的加密货币热潮中的胜利者也将如此。

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它已经发生了。在个人主义的公益世界中，只需要一个特别无私的人就能创造出大量的公益成果，从而实质性地改变世界，并为其他人树立榜样。想想神秘的Sam Bankman-Fried吧，他是FTX的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也是世界上最年轻的亿万富翁。Bankman-Fried公开宣称，他加密货币努力的最终目标是“赚取-给予”，这是一种与有效的利他主义运动相结合的公益风格。他的净资产高达数百亿美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不受经济衰退的影响。很难夸大SBF的信仰会有多大的影响力，而他只是加密货币中拥有这种级别影响力的几十个人中的一个。

不过，并不是每一个公益行为看起来都像SBF的有效利他主义。就像传统公益可以成为空洞的信号一样，加密公益也可以。事实上，正如我们稍后将在本文中看到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加密公益的很多东西都没有达到Bankman-Fried设定的高标准。

我们研究和分析公益事业是因为这是一门经常回避公众视线的学科，尽管它从根本上关心公众的福利。因为公益事业发生在一个人变得富有之后，所以它往往被视为甜点而不是主菜。但对于受其影响的个人来说，这种框架是无关紧要的。公益事业可以产生同样令人振奋和令人恐惧的结果。然而，由于它通常难以辨认，我们很难正确地判断它是否出于正确的原因，或者它是否产生了影响。在加密货币这样一个非常强调技术本身的根本潜力的行业，将影响力的定义转向以慈善为中心，可以从更全面的角度来看待加密货币如何造福社会。

加密货币产生财富，财富产生公益

关于加密货币，首先要注意的是它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使某些人变得多么富有。财富的快速积累是投机性泡沫的必然结果。但是加密货币是一个泡沫吗？如果是的话，它不太符合历史先例。

郁金香或铁路狂热只经历了一次明显的投机繁荣和持续数年的萧条，而加密货币的投机已经持续了十多年。有比特币泡沫，但也有ApeCoin泡沫，它们同时相关，但完全不同。

这里要说明的是，无论你把它称为泡沫、狂热还是寒武纪爆发，加密货币已经找到了一种方式，在最近的高峰时期创造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价值，在目前的低迷时期仍至少有数千亿美元的价值。它将这些价值聚集到愿意承担巨大风险的个人身上。公益家的典型形象是中年实业家，在其职业生涯中，他的稳定的管理使他们拥有专业知识和资本来创办自己的基金会。如果这个形象是一个押了几次好赌注的20多岁的孩子，短短几年就脱贫积累的大量财富，会发生什么呢？

加密货币财富图谱的低端是与加密货币的主要互动形式是散户投资、日间交易和各种流动性供应头寸的个人。加密货币创造的财富在数十万到数百万之间——相对于普通公民来说，这是一笔非常大的财富，但在公益事业的背景下，这并不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巨款——我们看到很少有人愿意把这些财富捐出去。这是由于在考虑有意给予之前将财富花在个人事务上的直觉模式。值得一提的是，用比特币购买牛排、游艇和兰博基尼的meme对许多加密领域的人来说是一种真诚的动力。此外，也有关于偿还学生贷款或为妈妈买房子的不那么享乐主义的轶事。当利他行为出现时，它往往以慈善的形式出现在公益之前。

尽管市场存在短期波动，但加密货币领域已经出现了许多赢得游戏的个人。对于这个群体来说，他们的财富不是来自于散户投资，而是来自积极为加密货币领域和周围的公司和基础设施做出贡献。像布莱恩·阿姆斯特朗、赵长鹏或前面提到的山姆·班克曼·弗里德等人通过创建加密货币交易所而获得了惊人的财富。另一个常见的赚钱途径是通过协议创建和/或管理实现财富增值。Uniswap的创建者Hayden Adams和Ethereum的创建者Vitalik Buterin拥有他们项目的数亿美元的token。所有这些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从事公益行为，其性质将在下文讨论。

从历史上看，只有这类亿万富翁才会追求真正的公益事业。但加密货币似乎准备改变这一现状，使那些处于较低财富等级的人更容易协调汇集和分配资金。这是否会使资本慈善事业的财务门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低呢？

加密货币产生了新的财富分配机制

在加密货币的背景下，财富已经在“链上”产生(主要以加密资产的形式)，我们需要了解这些财富最终如何转移到能够产生影响的组织和个人手中。加密货币已经开发了新的资本布局和聚合机制，以及指导这一过程的使用模式和位于其上的界面。

DAO和其他集体决策机构有潜力使公益实践超越其作为一个闭门造车的个人主义学科的声誉。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许多DAO已经在参与公益实践。

另一方面，仍然有大量的个人捐赠者。有时他们甚至是匿名的。他们也受到了公益资本在加密货币中流动的新方式的影响。

将所有这些参考点作为对社会进步具有实际意义的新现象来进行清晰的解读是至关重要的，即使目前它们看起来像是加密货币内部团体的激情项目。

众筹、DAO和偶然的公益

众筹是加密货币的核心交易原语。众筹绝不是一个新概念，特别是在利他主义背景下。但加密货币采用了这一原语，并将其体现在其意识形态和技术中。这种情绪似乎是“我们一起可以购买任何东西，拥有任何东西，因此可以做任何事情”。简化财务协调的其他工具(如多签名钱包和团体竞标平台)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无论信任、许可或财务贡献水平如何，所有这些工具在加密货币用户身上提炼出了一种经济一致感。仅仅拥有共同的兴趣就足以成为合作的理由。

DAO的概念已经成为加密货币背景下任何类型的协调团体的总称。这部分是由于其灵活性。DAO不仅仅是一个共享钱包。它们可以组成从社交俱乐部、贸易团体，到个人公司的许多不同的方案。只要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就足以形成一个DAO。DAO可以采取的一种组成方式是众筹DAO。在这种形式中，参与者为了集体购买力而协调人群筹集资金。

这类DAO的一个著名示例是宪法DAO，它使用名为Juicebox的工具汇集资金，试图购买美国宪法的副本。同样地，SpiceDAO也为购买Alejandro Jodorowsky的《沙丘》而筹集资金。即使只有SpiceDAO成功地购买了它的目标，但从这两个组织中学到的东西是相同的。由于美国证券法禁止向未经认证的投资者出售商业资产，参与这些类型的众筹DAO并不会授予拥有稀有书籍或文件等资本的法人实体的部分所有权。相反，参与者会被授予治理token，这些token只代表对指导自有资产管理的战略决策的控制权。因此，这些组织实际上可以被视为一种公益形式，其基础是纯粹为了管理或推进意识形态而汇集资金。通过众筹DAO，一种偶然的公益事业取代了经济回报的承诺。

当然，SpiceDAO和ConstitutionDAO背后的公益原则也可以应用于更有目的性的用例中。有迹象表明，为科学研究等事业领域提供资金的DAO正在涌现。虽然DAO的实际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证实，但通过引入团体协调和资金汇集的机制，DAO成为了传统的个人主义公益实践的有趣陪衬。DAO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它们降低了公益事业的进入成本，还因为它们尝试了群体决策。比起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决定公益事业，许多人可以在谈判桌上进行更细致入微的对话。

通过在共同目标的旗帜下汇集和分配个人的资金，DAO有可能参与规模大于各部分之和的公益事业。

因此，我们也看到了不是集体筹资，而是集体分配资金的DAO的初步迹象。像Big Green这样的非营利组织正在利用DAO的治理功能促进公益资助。目前还不确定这种模式实施后将如何改进非营利组织管理的标准非加密结构。对于Big Green来说，他们的愿望是让DAO作为一种平衡机制，通过向那些本来处于战略考虑末端的实践者提供投票权来颠覆资助者和受助者之间的关系。DAO有可能改善这些长期困扰资助机构的问题。也有可能“impact DAO”只是一个当你拿着锤子时，一切看起来都像钉子的例子。只有通过繁忙的公益事业和它对受益人的现实影响之间的紧密反馈循环，impact DAO才能避免这种命运。

NFT：利他主义的象征

在美国2000年代中期的一段短暂的时间里，似乎每个人都戴着刻着“LIVESTRONG”字样的黄色橡胶手环。为支持兰斯·阿姆斯特朗的Livestrong基金会的癌症研究工作，耐克生产和销售的这些手环既是一种时尚物品，也是一种利他主义的象征。这一营销策略总共筹集了超过1亿美元的资金，这证明了当积极的道德强化遇到社会信号压力时，可能导致是一个重要的利他结果。

随着NFT的兴起，我们看到了从公益手环时代学到的一些经验教训。就像NFT可以作为个人艺术品一样，它们也可以作为参与徽章和群体内的信号功能。POAP(出席证明协议)NFT已经成为向他人发出你参加了活动和会议（通常是加密货币类）的信号的流行方式。将“PFP”(个人资料照片)NFT显示为twitter头像是NFT利用强大信号效应的另一个例子。同样，不难想象NFT可以发出美德或利他主义的信号。事实证明，这样的token有很多，而它们实际上是NFT有史以来价格最高的token之一。

DeFi的美学理念流向捐赠平台

加密货币拥抱了链上和链下的可组合性。链上原语(如DAO和NFT)伴随着链下习惯、行为和美学。在加密货币世界的链下习惯中，最重要的是DeFi平台精致的界面和以钱包为中心的用户体验。web3美学的无处不在意味着它开始转向了与加密货币相关的产品，比如与 DeFi 没有太大关系的捐赠平台。

在一个比较著名的加密货币捐赠平台Endaoment上，我们看到了web3美学的充分展示。另一个流行的捐赠平台Giving Block没有达到像Endaoment那样的界面优化水平，但它保留了简化交易触发的web3 UX原则，并普遍呼吁了更金融化的捐赠风格(例如，Giving Blocks提供“影响指数基金”)。

加密原生捐赠平台背后的假设是，它们通过与它们效仿的DeFi平台建立对称性来推动捐款的增加。流动性挖掘与选择和向慈善机构捐款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如果这两种类型的交易只是在审美层面上的镜像，它会让来自DeFi背景的用户感觉他们是在进行流动性挖掘，而实际上是在向慈善机构捐款。

在加密货币领域，有类似于DeFi产品的捐赠平台，也有具有捐赠平台特征的DeFi产品。在最简单的层面上，这表现为与允许用户进行小额捐赠的交易层相邻的流程，类似于杂货店收银台通道上的硬币罐。一个著名的例子是Uniswap为了支持乌克兰的战争而发布的捐赠“swap”功能。支持这种捐赠机制的原则很简单。尽可能地接近资金流，让其中一些流向公益事业。这种策略有效的原因同时也是它的缺点。有时被动的公益是合适的，但有时公益需要更深入的考虑和更有目的性的资金捐助，而这不是一个精简的存钱罐所能提供的。也许战时援助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或者即使它是，也许它应该得到比残羹剩饭更多的东西？

程序化捐赠和协议财政分散

FTX、Sandclock、Pupper和Bail Bloc都(在不同程度上认真地)将这个交易层的概念进一步深化，将公益捐款硬编码到其用例的基本逻辑中。对于Sandclock来说，这意味着通过编程将收益转化为预先设定的公益机构的可减税捐款。在Bail Bloc的例子中，用户可以利用他们个人电脑的闲置计算能力来挖掘Monero，然后自动捐赠给非营利组织，以筹集社区保释基金。对于FTX来说，这仅仅意味着对所有交易收取1%的费用，并将其捐赠给有效的公益机构组合。就FTX的运营规模而言，这种方式已经产生了超过2000万美元的捐款。

在DeFi的背景下，协议及其国库通常由治理token持有者社区管理，该投票机构可以做出的一个假设决定是将这些资金的一部分分配给公益事业或公共产品。我们可以把这种行为称为“无头企业社会责任”的众多行为之一。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假设场景很有趣:一个治理机构投票来实现一些功能，例如FTX在协议层面上向公益机构收取1%的费用。这不仅仅是一次性的公益捐赠，这一审议开始看起来像是创建一个定制税收体系——这是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可以超越目前的极简主义状态来发展协议治理。

二次投票与追溯性公共产品资助

二次投票和追溯性公共产品资助非常独特，但对公益资助的过程有所影响。两者都是以激励设计为手段，推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公共产品资助中来，但在更好的公共产品选择方面，它们并没有太多的贡献。

二次融资是一种系统，通过该系统，对一组项目的资金贡献者可以根据每个项目的贡献者的数量获得匹配的资金。其理念是，更多的人向一个项目贡献较小的金额，比更少的人向一个项目贡献较大的金额更可取。这有助于激励项目的多样性，并“将权力推向边缘，远离鲸鱼和其他中央权力掮客。”二次融资已经成为Gitcoin授权项目的核心机制，该项目试图改善传统的1美元1票匹配模式中存在的裙带关系风险。

与项目开始时的资助不同，追溯性公共产品资助是指在项目存在一段时间后，根据其影响的证据为其提供资助。资金的数量和方向是基于结果预测的，目前这是一种具有某一主题领域专长的投票委员会的花哨说法。这种机制在Optimism Ethererum扩展生态系统中得到了显著的开发和使用。

虽然在资助 以太坊 公共产品的狭义背景下很有用，但二次投票和追溯性公共产品资助不应被误认为是寻找资本的解决方案，也不应优先考虑哪些类型的问题值得首先资助。如果Gitcoin和Optimism想被认为是合适的公益工具(而不仅仅是开源赞助的新系统)，他们可以扩展其对影响力的定义。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计划是以软件为中心的。

合法性与匿名性的结合

加密公益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不寻常的匿名动态。在传统的公益背景下，我们习惯于知道资助者是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自我认知的原因，比如一个家庭的名字被刻在艺术博物馆的侧翼上。这也是出于法律原因。注册的非营利组织即使不公开披露他们的捐赠者是谁，出于责任和税收的考虑，也需要遵守KYC的规定。

加密货币的去中心化特性使得真正的匿名想法被接受，即使捐赠交易本身是公开的，全世界都可以看到。打开钱包并公开列出捐款地址的公益机构本质上是在创建一个单向通道，通过这个通道，任何个人都可以进行捐赠。这方面最具历史意义的例子是5500万美元的Pineapple Fund，该基金向60个经匿名捐赠者审查的不同慈善机构发放了500万美元的大额赠款。

Pineapple Fund之所以被誉为有影响力的公益事业的光辉典范，大概是由匿名的选择决定的。但匿名会带来更糟糕的情况吗？最近，一名加密黑客利用Beanstalk窃取了1.81亿美元，但在此之后，他为乌克兰的战争捐赠了25万美元。如果这些资金是捐赠的，我们就会知道它们的恶意来源，但如果黑客成功洗钱，然后以新发现的匿名方式捐赠这些资金呢？如果这笔捐款不是用于道德上可以接受的乌克兰战争，而是用于俄罗斯的战争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匿名将如何开始适得其反。虽然我个人并不认为匿名的潜在负面影响超过了正面影响，但了解这种机制带来的意外后果是很重要的。

加密货币领域出现的公益行为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加密货币如何催生了大量新发现的财富和相应的公益阶层。我们还看到了加密货币如何带来了汇聚和捐赠资金的新方式。我们已经讨论了加密公益的“方式”，但我们还没有真正讨论“内容”。“加密公益人士实际上资助了什么？”加密公益人士们试图通过哪些方式改变世界？

在不太遥远的过去，你可以用手指数出历史上所有通过加密货币收益进行捐赠的例子。现在，这个捐赠利基已经变得如此多样和庞大，以至于不容易用一个线性描述来捕捉它的运作情况。因此，我将尝试记录一份非详尽的清单，列出我认为在加密公益界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故事。

首先，我将讨论可以被认为是一级加密公益的干预措施，正如它们在介绍中被标记的那样。这些计划围绕着主要功能是使用加密货币的项目的公益资助。

从这里，我将把范围扩大到第二级加密公益——由加密货币带来的财富刺激的项目，但不一定涉及加密货币的使用。

第一级加密公益事业

首先想想加密货币最初的口号:无许可的金融工具和手段，包括安全的价值储存、更便宜、更容易获得的贷款、稳定币等等。虽然目前大多数“DeFi”的用例都集中在自我交易和高度金融化上，但不难想象，未来的DeFi会为那些实际上被传统金融部门剥夺了权利的人服务。例如，数字货币，特别是稳定币在阿富汗等战争活跃地区所扮演的角色，在那里，金融服务提供商因担心欺诈和洗钱而逃离。

定义加密货币公平效用的另一种方法是将其作为公共产品。事实上，这种观点已经在加密货币的支持者中占据了相当大的地位。但是，正如哈特、洛蒂和肖林所指出的，将加密货币作为公共利益的框架很容易受到短视定义的影响。一个人所谓的公共产品实际上可能只是一个开源软件框架，这在实践中只惠及一小部分人。为了让某样东西成为真正的公共产品，它的利益必须让公众中的每个人都能自由获取，而不仅仅是假设性地获得。

权衡利弊后，我们会发现加密货币的影响与财务回报的隐性承诺之间存在的争议，更不用说围绕着加密货币的各种严重的负面外部性（如其碳排放情况或其孵化的有害庞氏骗局），大多数用例都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公益行动。即使是在ReFi这样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其影响的情况下，其大量投机的收入模式意味着ReFi机构经常在没有公益资本注入的情况下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想象一下给特斯拉捐款的情景。

如果要说加密货币的第一级影响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的潜力是巨大的，但由于无法专注于如何让最需要它的人受益，它将继续受到阻碍。为了解除其被误导的进程，并避免围绕着一项对用户来说最终价值未实现的技术的价格波动，加密货币需要不受鲸鱼用户利益影响的，更明确的目的驱动型利润。它还将受益于更多以人类效用为中心的非营利研究组织。第一级加密公益有机会资助和创建更多这类实体。

第二级加密公益事业

虽然加密货币有潜在的可取之处，但它并不是解决诸如提供清洁水和卫生设施等严峻发展挑战的灵丹妙药。与其说它是解决方案，不如说它只是一个起点。就像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宣传石油没有什么关系一样，第二级加密公益只是将加密货币作为一种创造财富的手段和公益货币，而不一定是公益本身的内容焦点。

组织公益和公益资本主义——以马耳他的币安公益为例

我们可以先把 "公益资本主义 "分离出来，有些人用它来指代以明确的自我利益为目的的慈善行为。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企业开展绿色环保的企业社会责任工作，旨在增强公众舆论。想想壳牌基金会的国际发展倡议，或者 Mr. Beast的内容驱动型公益事业。

加密货币领域并不缺乏看起来像公益资本主义的公益活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通过公司和项目的交易发生的。加密货币领域的组织公益事业与个人公益事业有着相同的前提——有人创造并控制了一大批经历了历史性价格上涨的token。就像项目创始人一样，加密货币组织通常通过具有资助能力的基金会为载体，持有大量自己的token。这种行为的一个显著例子是交易所公司币安和它的原生Binance Coin。四年前刚推出时，一枚Binance Coin的价格是4美元，而现在，即使在市场急剧下滑的情况下，它的价格也达到了280美元。这种巨大的投机性上行优势为币安等公司提供了基本免费的弹药来推进其事业，只要这些事业接受加密货币捐款。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币安在与马耳他打交道时非常频繁地使用了这一策略。在2018年全球监管不确定的情况下，马耳他默许向币安提供避风港，以建立其欧盟活动的总部和运营基地。随后，币安立即通过Binance Charity向马耳他社区公益金基金会捐赠了价值20万美元(当时)的Binance Coins。两年后，马耳他金融服务管理局开始改变其开放的立场，这部分是由于担心币安被用于洗钱。也是在这个时候，币安撤回了其在当地被用于资助绝症患者的治疗和支持的捐款。币安在2021年被这家马耳他公益机构起诉，原因是他们未能转移已经增值到800万美元的捐款。币安声称，他们撤回捐款的原因是最初的捐款条款没有得到履行。声明称，这笔捐款的条件是能够直接将Binance Coin转移给公益机构的受益人。虽然这似乎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原则，但让1.5万名癌症晚期患者每人都拥有支持Binance Coin的加密钱包，从而获得800万美元的捐赠是不切实际的。

提出这个混乱的故事并不是为了说教币安在这种情况下所扮演的角色，而是为了明确其公益动机。我们不能说币安捐赠这笔钱纯粹是“坏事”，尤其是考虑到该公司似乎有切实的动机(以诉讼威胁或其他方式)履行其条款。仅仅因为公益是为了公共关系而进行的，并不会自动使其影响变得无用。Binance Charity平台下的其他项目似乎真的很有影响力。但它们不排除会给下游受益者带来不同的可能性。因此，监管机构需要调查公益资本家的主要动机(公开的或非公开的)，以减少他们的倡议事与愿违的可能性。

货币波动和法律风险——捐赠(和接受)加密货币如何使公益事业复杂化

另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币安对一家小型慈善机构的捐赠得到了戏剧性的升值。在未能发送并因此兑现后，该慈善机构的币安token从2018年的20万美元飙升至2021年的近1000万美元。目前它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从现在开始，它很容易就会有几百万的增加或减少。尽管这是一个例外，但对于接受加密公益的组织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案例研究。

绝大多数的加密公益捐款都是用加密货币而不是美元转账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拥有大量特定项目的价格大幅上涨的token而产生的加密财富有关。它还与直接捐赠资产而不是先套现的税收优势有关，后者会引发持有者的资本收益事件。

通过接受加密货币的捐赠，非营利组织可以将这些资金兑换成法定货币。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也不便宜。它的困难催生了可以快速地以少量费用进行交易的小型中介行业。与能够从快速增长的捐赠者基础上接受捐赠的净收益相比，这些费用通常是可以忍受的。但是，对于已经在技术债务中挣扎的非营利组织来说，建立这种中介关系的技术障碍往往太高。即使建立了一个交易机制，如果它不是即时的，在非营利组织不得不处理价格的急剧下降而陷入交易僵局时，会发生什么？密切关注那些能够通过这些障碍的非营利组织和那些不能通过这些障碍的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将是非常重要的。

加密货币捐款的波动性使得报告变得非常困难。非营利组织必须在透明度和报告方面达到高标准。在许多司法管辖区，它们被要求向公众和税务机构提交年度报告，记录其财务状况。加密货币价格的波动使得这种以时间点为中心、以pdf为中心的报告实践成为非营利组织管理者的一大难题。同样，捐赠价值的变化也使得分析公益事业变得非常困难。

还有经济刺激组织的情况，它们的业务以不稳定的加密货币的分配和交换为基础。作为一种理想的经济增长工具，GiveCrypto、各种加密城市项目，以及最引人注目的萨尔瓦多国家都是以加密货币为中心的例子。在捐赠者看来，使用比特币作为公益货币可能是一种将好处传递给受益人的创新策略。但token价格并不总是上涨，价格暴跌可能会给已经面临金融脆弱性的人群带来灾难。

最后，用加密货币资助公益事业意味着公益活动可能会遇到法律挑战。加密货币存在于监管的灰色地带。在美国等司法管辖区，这可能只是意味着税收方面的不确定性，直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哪些加密货币实际上是货币，哪些是证券给出更明确的指导。在印度和中国等地，交易加密货币是非法的。当然有办法绕过这个问题，但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谨慎的公益机构要避免在政治敏感的地区运作。考虑到正是这些地区的无许可货币往往具有最大的潜在影响，这是一个重大的障碍。鉴于这些挑战，以及加密货币对一些人来说的普遍污名，一些非营利组织已经完全拒绝接受加密货币捐款。

Aping进公益事业，FOMO进程——加密货币投资的心理

加密时代精神的一个标志是，一旦你看到投机的机会，就迅速动员起来。当任何东西都可以被token化和无许可交易时，任何东西都可以变成提供先行者优势的投资。这不仅仅是一种投资策略，它还培养了一种可以适用于各种非投资行为的新的思维习惯。你可以ape进朋友在Twitter上发布的NFT项目，但你也可以ape工作机会，ape夜间计划。当这种心态与“FOMO”结合在一起时，就会变得更加难以抗拒。你得到的不仅是一种ape某件事的个人主义动机，而且还有其他人也在这样做的额外同伴压力。这种心理鸡尾酒为快速的团体动员创造了条件。在加密货币中，只需要一条病毒式传播的推文、一个ETH地址和几个小时，就能让数亿美元的资金流入一种全新的资产或工具。

这种态度既适用于投资资产，也适用于捐赠。虽然它可以增加参与，但这是追求公益事业的最佳心态吗？还是说它更适合于分配援助的情况？

一种有点愤世嫉俗的解读是，投身公益事业看起来就像其他任何自利的加密货币行为。它是一种以经济利益为主要动机，以松散的行善为次要动机的交易。这里的例子包括之前提到的公益token或向公益事业捐赠交易费用的NFT。一个更明确的例子是，有人由于希望得到传闻中token空投的白名单而向乌克兰的战争行动捐赠ETH。如果动作足够快，你不仅可以拥有蛋糕，你还可以吃掉它。

但也有很多来自加密货币社区的慈善行为的例子并没有带着交换条件。在2021年春天印度爆发德尔塔病毒变种期间，我们看到加密货币社区非常迅速和令人印象深刻地围绕援助的分配动员了起来。CryptoRelief似乎在一夜之间成立，Vitalik Buterin将空投给他的价值10亿美元的SHIB转赠了过去。虽然该组织最初在加密货币捐款转化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他们最终能够分发超过5500万美元的赠款。

CryptoRelief成立和吸收资本的权宜之计部分与印度危机的紧迫性有关。即使现在感觉像是一个遥远的记忆，但在2021年春天，印度的疫情灾难是全世界巨大的同情之源。虽然这种同情是普遍的，但加密货币在快速协调、汇集资金并将其分发给需要的人的能力方面确实可能与其他群体区别开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把整个加密twitter看作是一个超负荷的GoFundMe页面，在那里，移除中介与ape/FOMO的思维模式相结合，为公益行为的飞轮提供了便利。

虽然加密社区可以为疫情救济或乌克兰战争等事业如此多且快的筹集到资金是了不起的，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快速动员的时间也会产生负面的后果。尽管发送ETH不需要中介，但从根本上说，创造积极的慈善成果是需要中介的。加密捐款需要转换成当地的法定货币，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人能够胜任地评估发送这些钱的最佳地点。过度润滑公益过程的危险之处在于筹资策略的重要性可能被忽视。做慈善可能就像黑掉一个网站和一个钱包一样容易，但做好慈善是一个考虑成本和效益的过程，即使是专家也会出错。

这一观点表明，对加密原生慈善中间人的需求正在增加。这些行动者能够平等地跨越这两个世界，并可靠地引导善意的捐助者取得最具影响力的结果。

最后值得考虑的是，加密货币心态如何不仅适用于人道主义援助，还适用于没有预先确定资金渠道且会显露出捐赠者个人野心的公益事业。在这篇文章的其他地方已经指出，很难描述非轶事的公益事业趋势。公益人士在多元的环境下运作，他们的财务独立意味着任何事情都是公平的。加密企业家之间的文化一致性意味着即使他们关注的原因不同，他们也会采取相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加密工作者松散地继承了技术工作者的理性主义血统，但又增加了一种虚无主义和怪异感。

2010年代科技时代精神的许多标志性特征已经进入了Open Philanthropy和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等以科技为基础的基金会。这些组织诉诸于证据、指标、理性主义和和远大的雄心。加密货币版本的这些行业反映的公益价值观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可能会期待一些挥之不去的理性主义进入画面，但加密行业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非理性。

密码朋克的愿景、科学进步和长寿研究

比“lulz”更具体的是，到目前为止，加密公益可以被归纳为几个主。这些利基市场向我们表明，改变世界的资金已经流向了某些类型的公益活动。

一个团体松散地围绕着 加密朋克 意识形态的传播。2011年，当比特币是唯一重要的加密货币时，捐赠者们总计向电子前沿基金会捐赠了3505枚比特币。近十年后，NFT的最高售价是拍出540万美元的Edward Snowden的Stay Free。一年后，FreeRoss DAO组织再次打破记录，斥资620万美元收购NFT以支持丝绸之路创始人Ross Ulbricht。尽管有这些高调的捐赠，但很难确定加密公益人士对加密朋克价值观的吸引力有多大。没有加密原生的EFF，甚至也没有一个教授信息安全最佳实践的非营利组织。也许这是加密货币在过去十年中经历的价值漂移的产物。也许支持隐私的运动会因地缘政治格局的未来变化而具有新的意义。

但有一条非常清晰的现代路线可以追溯到加密货币的密码朋克起源。那就是以科学进步的形式出现的延缓(甚至逆转)衰老的科学。像哈尔·芬尼这样的前比特币加密货币爱好者对这一领域表现出了兴趣，而且这种联系从未真正消失。如果说Vitalik Buterin在某种程度上是加密货币的公益领袖，那么长寿是他最重视的问题之一，他已经为此资助了数亿美元。

我们不仅看到了维塔利克对长寿研究的慷慨支持。VitaDAO和NewLimit主要从盈利的角度表现出了兴趣，但通过奖学金来维持公益运作。Impetus Grants为长寿研究投入了数千万美元，其中大部分资金来自Astera Instistute等加密货币财富的捐赠。

长寿研究之所以对捐赠者有吸引力，或许除了它的密码朋克感之外，还因为它很好地适应了当代围绕加速科学研究步伐的运动。无论是“快速资助”式的拨款，还是加密原生的“DeSci”(去中心化科学)运动，这两种方法都支持那些不会优先获得NSF拨款的资助计划。考虑到它的新颖性、潜在的优势、怪异性和利基地位，长寿研究成为加密货币公益人士最喜欢的目标是有道理的。

有效利他行为与SBF效应

除了长寿研究，加密公益的另一个明确焦点是有效利他主义(EA)。有效利他主义是一门公益学科，关注的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来做尽可能多的好事。它根据证据和影响原因选择事业领域。通常情况下，EA最终会专注于降低存在的风险，或干预被忽视的全球健康领域。虽然EA近年来在技术领域越来越受欢迎，但加密货币和EA之间的联系主要是特定个人和小样本的故事。维塔利克再次值得一提，他向GiveWell捐赠了5400万美元。BitMEX交易所创始人、“Giving What You Can”承诺签署人本·迪洛也是如此。但每当讨论EA和加密公益事业时，最重要的名字无疑是Sam Bankman Fried。

SBF是加密货币领域的一个异类。早在他开始致力于自己的交易平台FTX之前，SBF便致力于EA的原则，特别是一种名为“earning-to-give”的职业路径，即个人致力于赚取尽可能多的钱，并将其捐赠给有效的公益机构。在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设定了这个目标之后，许多因素共同作用，使SBF走上了成为世界上30岁以下最富有的人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SBF积累了数百亿美元的资金，同时保持着将这些钱全部捐出去的明确目标。

尽管SBF已经并将继续提供大量的政治捐款，但他最近透露了他支持EA的价值观的第一个主要工具。2022年初，FTX基金会启动了未来基金，这是一个每年1亿美元的资助机构，旨在解决一系列一方面涉足 EA，另一方面正在进行研究的事业领域。尽管资助对象刚刚公布，但已经很明显的是，未来基金对资助同样具有影响力的非常规项目情有独钟，这往往是公益事业在最佳状态时达到的平衡。“空间治理”是未来基金寻求支持的一个新事业领域的例子。

SBF以他的财富规模和对公益事业的高度投入独当一帜。尽管SBF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他并没有明显地激励其他加密货币行业的人追随他在EA的脚步，甚至也没有模仿他在任何其他公益领域的earning-to-give风格。有些人可能会觉得SBF工装短裤的生活方式很可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采纳他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也许这是因为他的崛起时间太短，要让他对加密货币同行的公益抱负产生影响，还需要更多时间。或者，SBF的崇高理想与普通加密货币兄弟的物质动机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还有很多人对有效的利他主义不感兴趣，认为SBF的earning-to-give途径只是漫长的公益事业历史中的另一个章节。这个阵营质疑“行善”是否可以为激进的逐利行为辩护。

对于自称degen的加密货币散户阶层来说，SBF的有效利他主义被看作是对榨取性商业策略的掩饰，例如故意造成市场低迷，以清算保证金交易和收购不良商业资产。

加密公益的未来遗产

公益事业经常因为其内在的虚伪而受到抨击。如果上游的资金来源对社会有害，那么下游的公益又有什么好处呢？如此艰难的比较使得许多公益项目的成果难以概括，只能说“它很复杂”。对于SBF来说，FTX作为一个类似庞氏骗局的数字资产赌场的声誉使他的公益事业的道德地位变得复杂。在某类反体制的价值投资者眼中，SBF的商业行为就像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银行家的行为一样不道德。与此同时，可能从来没有一个人像SBF一样致力于大规模的、有影响力的公益事业。

正视公益事业的矛盾是社会对如何解决其丑恶问题的一种健康反映。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财富不平等以及相应的精英阶层对机构的控制。但“亿万富翁是坏的吗?”或者“加密货币不好吗?”的问题，与“公益不好吗?”明显不同，而那些关注进步的人需要能够将这两类区分开来。衡量SBF所谓的负面商业外部性与他的公益事业的正面外部性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美国(以及巴哈马群岛)，目前的税收和证券监管方式使FTX完全合法化。根据基础法，FTX基金会可以自由支配资金。在这些法律改变之前，或者在SBF被发现违反这些法律之前，我们应该把公益事业视为这个体系中出现的副产品，并将其看作是一种应该根据其本身的优点来判断的独立行为。

虽然有一些公益事业的例子（尤其是企业公益事业）纯粹是为了提升企业的负面声誉，但大多数公益事业都是出于良好的意图。加密公益事业也是如此。不过，良好的意图也仅此而已。应该由公众与第四产业合作，来评估任何特定的公益项目的良好意图和积极影响之间的差异。在美国这样的立法背景下，公益事业是财富创造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而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以财富创造为主要动力的社会。我们需要把公益事业当作集体进步的核心动力，而不是富人的宠物计划。

加密公益的不足之处

就加密公益而言，即使存在异常值，但仅仅出于良好的意愿，平均而言也会产生一种实际上趋同于慈善的公益风格。在这篇文章中，我已经提到了慈善和公益之间的区别，但为了总结和清晰起见，这里是加密公益的雄心壮志所不及的主要领域。

• 对于战时援助或疫情救济等干预措施，耸人听闻、群体内模仿和情感同理心比任何一种积极的进步愿景更能推动参与。这些驱动因素没有问题，但它们让影响变得不那么重要。

• 同样，当加密项目和公司为公益事业本身提供便利时，对积极公关结果的不当激励可能会降低影响。

• 加密公益家对需要使用加密货币作为影响手段的项目的过度依赖最终会导致较差的结果。虽然加密货币解锁了新颖而引人注目的公益机制，并消除了金融障碍，但并非所有干预措施都需要使用它。在加密货币确实具有第一级影响的情况下，这种影响通常会受到高度投机的基础token的阻碍，这些token会为没有技术能力或财务健康来降低风险的非营利组织带来不稳定的风险。

• 加密货币声称高度支持公共产品，但所说的公共产品并不十分公开，也不总是服务于明确的利益。在现实中，加密公共产品往往意味着开源软件库，虽然它们本身是中立的，但在实践中被用于扩展与DeFi相关的，具有间接的人类效用的应用程序。更不用说加密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通常取决于是否是了解智能合约工程的极少数公众的一部分的这一事实。

加密公益的引人注目之处

并非所有有关加密公益的事情都乏善可称。首先，构成加密货币基础的价值交换和群体协调机制对于改善公益事业长期以来的一些低效和不公平现象有明显的作用。在规划方面，可以在少数杰出的捐助者身上找到雄心壮志。与其他加密货币公益家相比，这些人不仅雄心勃勃，他们还将整个公益行业拉向更有趣的方向。

总之，以下是加密公益事业引人注目的主要方面。

• 在一个围绕建立支付渠道和使用加密货币进行交易的成本下降的世界中，非营利组织将受益于以更灵活的方式接受资金并将其转移给最终接受者。

• 对于加密货币热潮中的一小部分最大赢家来说，创业愿景与慈善愿景是相关联的。对Sam Bankman-Fried来说，这一想法被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他从事加密货币工作的全部原因就是为公益活动创造财富。对于不那么极端的案例，比如Vitalik Buterin资助的长寿研究，显然有一种利用赚取的财富为社会创造有益结果的动力。尽管这一人群中有许多人还没有展现出他们的全部公益抱负，但随着加密行业达到其采用高峰期，创始人开始着眼于新的事业，我们可以预计在未来中期将会看到更多的公益活动。

• 在加密货币的贪婪的表层之下，加密货币的拥护者都有着改变世界的真诚愿望。仅凭预期的财务回报很少会引发狂热，但金钱和进步的诱惑之歌则是另一回事。加密货币对之前出现的web2平台的明显违规行为的直接反抗仍然挥之不去。但是，web3对web2问题的改善效果很差，这已经导致了部分加密货币感觉上与其最初蓬勃的意识形态相去甚远。如果加密货币作为一种第一级解决方案的进展继续停滞，第二级加密公益将会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它为加密货币公益人士能够实现的善举提供了更清晰的答案。

加密公益的新内容和不确定性

最后我们谈到了加密公益事业的几个方面，这些方面不一定是好的或坏的，只是不同而已。不管结果如何，他们都在改变公益的实践方式。

• 虽然用不稳定的货币进行交易的公益活动可能会造成捐赠估值的不稳定，但在加密公益的短暂历史中，有很多例子表明这些捐赠为非营利组织带来了非常大的财务好处。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在存在潜在上升空间的情况下，故意不立即兑现某些加密货币捐赠类型可能是有益的。

• 慈善 DAO 是一种有趣的方式来试验赠款审议(至少)以及公益作为个人主义实践的概念(最多)。一个更具参与性的公益分配过程会像DeFi协议那样，在去中心化治理的摩擦中陷入困境吗？或者横向公益结构会创造更公平和民主的资助结果吗？

• 协议公益可能被认为是“无头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子集，涉及到有投票权的公众对去中心化协议国库中持有的资产保持的控制。这在技术上类似于公益DAO，但在实践中却有不同的路线或范围。虽然公益DAO的主要职责是分配公益资金，但对于协议国库来说，这项工作的优先级可能要低得多。正是在这种积极的反思中，“这是我们的钱，我们可以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Uniswap这种看似不一致的DeFi协议可以选择追求公益的成果。潜力是存在的，但对于关心财政保守主义的投票公众来说，这绝不是承诺。

• 加密社区表现出的极其快速的集体动员被“aping”决策的心理粗糙地捕捉到。就像这种情绪可以用来销售token一样，它也可以用来招揽更多的捐赠和公益参与。但仅仅因为点击“发送”很容易，并不意味着你要发送的东西是经过了适当审查的。一般来说，更容易受到FOMO逻辑影响的活动类型都是那些炒作的活动，这也往往会导致糟糕的公益行为。

加密公益事业的未来遗产是什么？公益事业是一门志向分散的学科。很难谈及整个慈善部门的综合优点。但是，如果你必须在其数据点之间绘制一条回归线，加密公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上升的、新生的，有时甚至是方向错误的利基。

这只是目前的解读，在未来，加密公益事业很可能会发展成更伟大的事业。资本就在那里，即使雄心还在酝酿之中。如果这种转变发生，那是因为加密公益人士们决定不再强调加密货币是一种手段和目的，而是只把它作为一种手段。最终，最大的影响将来自于将加密货币视为可以用来创造进步的众多工具之一。

超越第一级加密公益不仅仅是一个适当工具的问题，还需要公益人士们积极地设想他们想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他们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也许这个愿景是一个降低金融壁垒、从根本上减少贫困的世界。也许这是一个与年龄相关的疾病不存在的世界。无论如何，善意的加密公益人士应该以一种认真尝试取得进展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事业。只要不以牺牲影响力为代价，公共关系提升、美德信号和代币化游戏都是可行的。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当公益事业做得好的时候，它就有办法取代那些围绕着亿万富翁在他们的愿景中建设世界的想法的包袱。一旦出了问题，精英接管的叙事就会具体化。以MacKenzie Scott为例，她最近的大笔捐款一夜之间为得体的公益事业的潜力树立了新的标杆。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断言加密货币是好的，但我们至少可以为良好的加密公益事业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