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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宇晨自述:我为什么要设立“孙宇晨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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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孙宇晨

诺贝尔发明了炸药。他一生的财富,大部分来自这件东西。

据说1888年,一家法国报纸误发了他的讣告,标题叫"死亡商人死了"。他读到了自己的讣告,几年后立了遗嘱。

今天没有人再叫他死亡商人。

"诺贝尔"变成了一个中性的名词,像"伏特"和"瓦特"一样,不带感情,只是一个单位。他把钱交给"对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人",钱回到了人类手里,他的名字也随之回归中立,不是靠辩护,是靠一百多年的获奖名单。

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理解他。我知道钱从哪里来,也知道钱可以去哪里。

我的财富,根源是数学。

区块链这个行业,整体建立在几个长期研究支撑的密码学构造与安全假设上:椭圆曲线上的离散对数难解,哈希函数不可逆,大数难以分解。1985年,两个数学家各自想到可以用椭圆曲线做密码,一个在大学,一个在IBM,互不相识。那年没有人觉得这件事有用。他们在黑板上写下的东西,后来变成了一个万亿美元的市场,变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一个人可以完全支配自己的财富,不需要任何人许可。他们自己,一分钱没有拿到。

这种自由,是数学对人类最被低估的馈赠之一。我从这份馈赠里拿走了很多。设立这个奖,首先是还债。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这是一百多年前的一个疏漏,也许有私人原因,也许只是没想到。

后来有了菲尔兹奖,四年一次,四十岁以下;有了阿贝尔奖,每年一次,奖励一生的成就。它们都很好,但它们的节奏,是上一个时代的节奏。

数学界其实有过另一种奖。Erdős一辈子给问题标价,从二十五美元到一万美元,谁解出来,他就开一张支票。很多人把支票裱在墙上,一辈子没有兑现。他1996年去世,之后那种支票开得越来越少。

而数学正在进入一个不同的时代。人工智能做不了实验,但它能推导;人工智能很难替物理学家造一台对撞机,但它可以替数学家试一万条路。今天一个猜想从提出到解决,可能是几个月,也可能是几天。一个四年颁一次的奖,面对这样的速度,像一座四年敲一次的钟,挂在一个以天计时的时代里。

所以孙宇晨奖的规则很简单。

奖跟着题目走,不跟着人走。不等年会,不等提名,不等年龄。

每道题,两栏署名。一栏记证明者,一栏记形式化者,把证明搬进机器的那个人。两栏可以是同一个人,也可以隔着半个地球互不相识。人可以,AI可以,人用AI也可以,哪一栏我都不关心物种。同一个名字可以一次又一次出现,出现在哪一栏都行。

钱只有一个触发器:机器把证明从第一行核到最后一行,一步不差。通过之后,两栏中的名单就是这道题的奖金所有者。这个标准不是我发明的。Scholze把自己最重要的定理挂出来,请人搬进机器;费马大定理,此刻正被人一行一行往里搬。

机器核过之前,人类的证明也不白做。数学界接受了,名字先挂上,钱一分不动,状态栏写着:已证明,待形式化。

解题那一栏的钱,只付给上架之后才被解决的题。上架时已经解决的,证明者的名字照记,钱只付给把它搬进机器的人。这个奖记录它设立之后发生的事,不给数学史补发奖金。

分工是干净的:名字归数学界,钱归机器,出资人两边都不沾。人的判断只剩一件事,确认写进机器的那道题,就是那道题。

还剩最后一件我说了算的事:题单。哪道题上架,开什么价,由我签字。Erdős的支票,价码也是他自己写的,这里不装例外。但货架一旦挂出,就锁死:题只加不减,钱只兑不退,包括我在内,谁也改不动。写错的题,照付,然后重挂。

我的品味,全部花在这一件事上。定价之外,验证、发钱、挂名,我一票都没有。

结果说了算。

这套规则里,我最喜欢的是一个"等"字。

一道题被解决、被数学界接受之后,钱不马上动。证明者的名字先挂上,形式化那一栏空着,状态栏写着:已证明,待形式化。谁把这份证明搬进机器,机器核过,空栏落上名字,钱的归属之旅也在那一刻启动。

在别的奖里,等是迟滞,是流程,是必要之恶。在这里,等本身是一份清单。

Erdős的支票,很多人裱在墙上,一辈子没有兑现。裱起来的钱朝后看,是纪念;挂在链上的钱朝前看,是召集。空在那里的一栏,等于对全世界说:这里有一份活,有价。

于是这份题单同时长出另一个东西:一张公开的地图,标着人类已经认下、机器还没有认下的一切。这张图今天并不存在。它只有碎片,散在几处,从来没有统一过,更从来没有带过价。

形式化的人从来不缺热情,缺的是一张带价码的施工图。谁去填那个空,谁拿钱。从今往后,把长证明搬进机器,热情还是他们的,账单归我。

我还想说说品味。这是这个奖和诺贝尔奖真正分开的地方。

诺贝尔是发明家。他一生相信一件东西要有用,要落在地上,要造出来、卖出去、改变人的生活。这是他的品味,也刻在了他的奖里:物理、化学、医学、文学、和平,每一项都是对现实世界的奖励。一百多年来,这个奖奖励的是把楼盖在地上的人。

我的品味不同,而我不打算掩饰它的来源。我读过 Dario Amodei 的《慈爱的机器》(Machines of Loving Grace),深深赞同他在里面写下的那个画面:一个装在数据中心里的天才之国。

我之所以赞同,是因为我也在做同一件事。区块链从第一天起就是一个建在空中的王国:没有工厂,没有矿山,没有国土,只有共识和数学。我做人工智能,也是在往这个王国里添砖。我相信在这个世纪,人类最重要的建筑会有相当一部分建在空中,而空中王国的地基,只能是纯粹的推理。哈代1940年在《一个数学家的辩白》里写,他很欣慰数论这门学问永远不会有任何实际用途。八十年后,数论是我这个行业的地基。

所以我和诺贝尔选了不同的方向。他奖励落地的东西,我奖励悬空但严丝合缝的东西。这不是谁对谁错,是两个时代、两种品味。我想把这种空中王国的思想,用一个奖,一年一年地传下去。

2007年秋天,有三个人同一年进了北京大学。一个从深圳来,拿着奥数金牌,直接进了数学学院;一个从桂林来,先读的是地球与空间科学,后来转去了数学;一个从惠州来,读的是历史。

十九年后,前两个人在费城站上了同一个领奖台。王虹和邓煜拿到了2026年的菲尔兹奖。

第三个人是前段时间在飞机的卧室里,刷知乎刷到这条消息的。他把手机放下,第一个念头不是骄傲。是:我们这一代人,也到了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他们用证明做贡献。我不会证明。我能做的,是让证明的人拿到钱。

过去这些年,我做过不少零散的公益捐赠。从现在起,我的公益重心将转向这个奖。原因只有一个:这是我能为人类做的事里,贡献最大的一项。

奖目前只关注数学。

还有一件事:这个奖为什么叫我的名字。

两个原因。

第一,用人名命名的奖,是世上最不政治的东西。诺贝尔、菲尔兹、阿贝尔、图灵、沃尔夫,数学和科学界活得最久的奖,几乎都是一个人的名字。国家会变,机构会改名,公司会倒闭,一个人的名字一旦刻在奖上,就再没有人能修改它。

第二,是给我自己的一个交代。我三十六岁,积累的财富已经超过了我需要的量。一个人的财富如果没有方向,最后只会变成遗产纠纷和拍卖行的成交记录。我想趁自己还清醒的时候,亲手给这笔钱指一条路:它从数学来,回到数学去。

至于我自己的争议,名单是唯一的回答。我不要求任何人现在相信。

孙宇晨奖等得起。

最后一件事。这个奖不要求任何人信任任何人,你只需要相信机器的核验,而机器只认逻辑。首期奖池已经打入区块链,地址公开,余额全世界可见。我只保留了往里加钱的权利。

每一份获奖的证明都会公开,任何人都可以自己检验它是否成立,不需要相信我,也不需要相信任何委员会。每一笔奖金的发放都会留在链上,公开,不可更改,一百年后仍可查验。一个证明一旦成立,就永远成立;我希望对证明者的报偿,也是这种性质的东西。

我不是数学家。我是一个旁观者,我付钱。剩下的,交给证明。

孙宇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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