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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k Szabo：货币，区块链与社会可扩展性（上）
编者注：本译本首发于 NervosNetwork 公众号。此次再出版经过了重新校对。
引言
当下，区块链风头正盛。其中最大、运行时间最长的区块链系统叫做 比特币 。直到今天，在它迄今为止的八年发展史中（校对注：原文撰写于 2017 年 2 月），比特币的价值从 10,000 个币买一块披萨（在交易所用传统货币给比特币定价之前）上涨到每个比特币值 1,000 美元以上。在撰写本文时，比特币的市值已超过 160 亿美元。比特币连续运行八年，链上几乎没有经济损失，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些重要领域最可靠和最安全的金融网络。
比特币成功的秘诀绝不在于它的运算效率或资源消耗方面的可扩展性 。比特币挖矿的专用硬件得高薪聘请专家来设计，但它只有一个功能 —— 重复解开一个特定的、被故意设计得非常难的计算难题。这个难题被称为工作量证明，因为难题的答案除了证明一个计算机确实做了大量的计算工作，别无意义。 像这样的比特币解题硬件可能要消耗总计 500 兆瓦以上的电力，而比特币会令工程师和实业家感到无语的地方还远不止于此 。
每台运行比特币软件的计算机并不是将协议信息尽可能减少，而是使用大量重复的 Inventory vector 消息淹没互联网，以确保其他的比特币节点能尽可能准确地接收到所有消息 。这样设计的结果就是，比特币网络每秒能够处理的交易数根本不可能和传统支付网络（如 PayPal 或 Visa ）那样相提并论。对那些追求资源利用最大化和性能极致的工程师和实业家来说，比特币简直是令人痛心疾首。
相反， 比特币成功的秘诀在于：用大量的资源消耗和差劲的计算扩展性来换取更有价值的东西 —— 社会扩展性。 社会可扩展性指的是制度的一种能力：制度指的是一切能约束和激励参与者行为的东西，包括但人们可以重复参与的关系和共同活动、习俗、规则，等等；那么，一个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人类思维的缺陷、避免参与者激励措施和限制措施上的漏洞？
社会扩展性关系到的是随着组织参与者的多样性和数量增长，参与者能够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来考虑行动、响应制度并处理与其他参与者的关系。这主要跟人类的局限性有关，而与技术上的局限性或者说物理上的资源限制无关。有一些独立的工程学科，比如计算机科学，用于评估技术本身的物理限制，包括用技术处理更多的用户或达到更高的使用率所需的资源容量。除了与社会扩展性作比较以外，这些工程可扩展性考虑并不是本文的主题。
社会扩展性跟认知局限和思维差异导致的行为倾向有关，而与机器的物理资源限制无关，这点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实际上往往至关重要）的是，思考和讨论制度背后的技术的社会可扩展性。 制度技术的社会拓展性取决于该技术如何限制或激励在该制度的参与行为，包括保护参与者和制度本身免受不良参与或攻击 。判断制度技术社会拓展性的其中一种方法是计算能从参与该制度行为中获益的人数。另一种方法是估量该制度能为参与者带来（或强制施加）的极端好处和惩罚，前提是（出于认知或者行为上的理由）参与的预期成本和其他伤害的增长速度还不至于比好处的增长更快。在参与一种制度时，个人能享受到的文化多样性和司法多样性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全球互联网的语境下。一种制度越是依赖于地方性的法律、习俗或者语言，其社会可扩展性就越低。
没有过往那些制度和技术上的创新，可以参与共同活动的个体数量通常限制在最多 150 个人左右 —— 也就是著名的 “邓巴数（Dunbar number）”。到了互联网时代，新的发明也在不断扩展我们的社交容量。在本文中，我会讨论区块链（仅限于实现了密码学货币的公有链）如何能提高社会可扩展性，尽管伴随着计算效率和可扩展性的巨大牺牲，也物有所值。
-认知能力（从物种大脑皮层的相对大小来说）限制了灵长类动物群体的大小。维系动物或人类亲密的群体关系需要大量的情感沟通和关系投资，比如人与人之间见面前的着装打扮、闲聊八卦、开玩笑、讲故事以及其他传统形式的谈话、歌会和唱戏等等。想要突破人类的认知能力为团体活动设下的身份和数量上限（著名的150人左右的“邓巴数”），需要制度和技术创新 [1]。-
社会拓展性的创新包括制度和技术的改进，将思想化为书条或者机器，降低认知成本，同时增加在头脑间流动的信息的价值，减少安全漏洞，寻找和发现新的互惠参与者。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 [2] 说过：“有一种老生常谈，明明谬以千里，教科书和名人演讲却还在学舌： 我们应该培养思考的习惯，多思考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文明的演进，正是通过增加那些我们不假思索就能执行的规范来实现的 。”
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补充道：“ 我们不断运用我们并不真正理解的公式、符号和规则，通过对这些规则的使用，个人得以利用其自身并不具备的知识 。在一些已被证明在其自身的领域里有用的习惯和制度之上，我们发展出了此类利用他人之知识的实践和制度，而这些发展出来的实践和制度，又会反过来成为文明进一步演化的基础。”
各种各样的创新降低了我们对于参与者、中介和外部人员的隐忧，也因此降低了我们的对他们的关注的必要性，不需要我们以有限的认知能力去担心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多样化的人的行为。
另一类的创新可以促使越来越多（数量和种类）的参与者相互收集和转递有价值的信息。还有其他的创新也使更多的互利参与者能够发现彼此。
在人类史前和整个历史进程中，所有这些创新都提高了社会拓展性，甚至可以说这种效果非常明显，使得我们人口庞大的现代文明成为可能。现代信息技术（IT），特别是近代计算机科学的发现，往往可以发现更多互惠的匹配，激励人们提高信息质量， 并且可以减少某些类型的机构交易中对信任的需求，对于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的人来说，这些技术和发现以非常重要的方式进一步提高了社会拓展性 。
在头脑间流动的信息（也就是我所说的主体间协议 [3]）包括口头和书面文字、习俗（传统）、法律内容（规则，习俗和先例）、其他因素（例如在网络评级系统中很常见的“星级”排名）以及市场价格等等。
信任成本最小化（Trust minimization）则降低了参与者对彼此、对外部人士和中介机构有害行为的脆弱性。大多数经历了漫长的文化演变的制度，比如法律（降低暴力、盗窃和欺诈的漏洞）以及安全技术，总的来说，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降低了我们对自己的人类同胞的脆弱性，因此也减少了我们对他人的信任需要（相比于不实施这些制度和技术）。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常常被信任并且足够值得信赖的制度（比如市场）依赖于其参与者对另一个足够值得信赖的制度（如合同法）的信任（通常是隐性的） 。 自古以来，这些被信赖的制度就会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参与者（例如会计师、律师、监管人员和调查人员）的脆弱性，来实施会计、法律、安全或其他控制措施，使自身更实时、更充分地被信赖、至少能够促进下游制度的功能。创新只能部分消除某些漏洞，即减少对其他人的信任需求或风险。当然， 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个完全无需信任的制度或者技术 。
即使我们有最强大的安全技术——加密技术，完全无需信任的制度还是不存在的。尽管一些密码协议确实保证了某些特定的数据关系，能以高概率对抗具有极高计算能力的对手，但如果你将所有参与者的所有可能行为都纳入考量，那密码协议也不能提供绝对的保证。例如，加密技术虽然可以强有力地保护电子邮件免受第三方的直接窃取，但发件人仍然需要信任收件人，他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将该电子邮件的内容转发出去，或者泄露给任何不应该知道的第三方。
又如，在我们最强有力的共识协议中，比例远低于 100% 参与者或中间人（以所持有的计算能力、股份、身份或者历史计数来衡量）的有害行为也有可能破坏参与者之间事务或信息流的完整性，从而在总体上损害参与者。近代计算机科学取得的突破，的确可以减少漏洞，且往往效果显著，但这些技术进展远做不到消除一切潜在的漏洞。
撮合技术可以促进互利参与者间的相互发现。这可能是互联网最擅长的一种社会扩展性 。像 Usenet News，Facebook 和 Twitter 这样的社会网络可以帮助人们发现志同道合的伙伴，互娱互乐，或者保持联系（甚至可能找到未来的配偶！）。在社会网络为人们提供更快发现彼此的可能性之后，接着便可促进不同层次的人际关系投资，人类访问社会网络的频率会从一开始的随便看看转变到频繁访问，最后痴迷其中。克里斯托弗艾伦（Christopher Allen）等人 [4] 对网络游戏和相关社会网络中互动群体的大小和时间进行了有趣而详细的分析。
eBay，Uber，AirBnB 和在线金融交易所通过交易撮合的大幅增加，带来了社会拓展性：搜索、寻找、汇集和促进互惠商业或零售交易的协商谈判。这些相关服务还有助于促进支付和运输等业务，以及对陌生人在这些交易中承担的其他义务是否已经履行的验证和就此交易的完成质量进行的充分沟通（如“星级评分”系统，Yelp 评论等）。
互联网对社会拓展性的贡献是撮合，而区块链对社会拓展性的主要贡献在于信任成本的最小化 。区块链可以通过锁定一些重要业务（如货币的创建和支付）和重要信息流的完整性（integrity）来降低风险，未来可能减少一些重要撮合功能的完整性（integrity）瑕疵。对秘密又任意可变的私有计算过程的信任，可以被对基本不可变的公共计算的可验证的信心替代。本文将重点讨论这样的风险降低，以及它如何有助于促成一种对广泛的潜在交易者有用的标准化偿付手段（standard performance）（即信任最小化的货币）。
货币与市场
通过撮合互惠互利的买卖双方及使用普遍接受的标准化支付手段（counter performance）（即货币），货币和市场可以让每一笔交易的参与者直接受益。这里的市场是亚当·斯密所用的概念：指的不是用来聚集买卖双方的特定场所或服务（尽管有时可能会涉及到这些），而是大量成对交易的集合，可以让产品的供应链变得协调。
在货币和市场的激励下，会出现更准确的价格信号，从而减少参与者在其他交换方式中所需的谈判成本、减少失误。可以说，货币与市场的有效结合，使得更多不同的参与者可以有效地协调他们的经济活动 ，不像以前那种类似双边垄断（而非竞争市场）的交换机制。
市场和货币可实现交易撮合（匹配买卖双方）、减少信任需求（依赖利己心理而非熟人和陌生人的利他心理）、可扩展的偿付手段【通过货币（一种广泛接受且可反复用于偿付的媒介）】以及优质信息流（市场价格） 。
最早讨论货币和市场问题的思想家是亚当·斯密。 在英国工业革命爆发之初，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即使是最简单的产品，也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大量不同工种的劳动：
观察一个文明繁荣的国家中最普通的技工或日工的生活用品，你会发现，与日用品生产相关的那些工业（虽然只是一小部分）雇佣来参与生产的人数，多得不可胜数。例如，日班工人穿着的看上去极其粗糙的羊毛外套，却是大量工人的共同劳动成果。
牧羊人、拣毛人、梳毛人、染色工、梳理工、纺工、织工、漂白工、缝纫工和许许多多其他工人，需要综合他们不同的手艺才能完成这样一件家用产品。除此之外，将原材料在这些住在偏远地带的工人们 之 间运输，需要多少商人和承运人！ 更何况，将染色工需要的不同染料（这些染料往往来自世界各地）运输到一个地方，需要多少次贸易和航运、多少船工、水手、制帆人、制绳人！ 为了生产这些工人所使用的最普通的工具，又需要多少劳动！
暂且不论像水手工作的船只、漂白工用的水车、织工用的织机这些复杂的器械，单说牧羊人剪毛时所用的大剪刀这种非常简单的工具，就需要多少复杂的劳动：必须综合矿工、熔矿炉建造工、伐木工、烧炭工、制砖工、砌砖工、熔炉工、技工、铁匠等不同角色的工艺才能生产出来。
如果我们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这名工人的其它衣服和家具，如，贴身穿的粗麻衬衣、脚上穿的鞋子、睡觉的床铺和床铺上的各种寝具、做饭的炉子、由地下采掘出来而且也许需要经过水陆运输才能送到他手边供他烧饭的煤炭、厨房中一切其它用具，餐桌上的一切用具、刀子和叉子、盛放食物和分取食物的陶制和锡蜡制器皿，面包和酒，可以保暖、透光并能遮蔽风雨的玻璃窗，和那些使北方也能成为极舒适的居住地的发明，这些发明所必须借助的一切知识和技术，以及工人制造这些发明所用的各种工具等等。
总之，我们如果认真想想这一切东西，考虑每样东西上凝结的各种劳动，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劳动和协作，一个生活在文明国家的普通人根本无法获得这些日用品。然而，我们却错误地认为维持这样的生活是多么轻而易举。
这些都发生在 1776 年后发生的一系列工业革命和全球化浪潮出现之前。时至今日，劳动分工已经历过无数的改良，其复杂度和范围扩大了许多倍。与其相信陌生人会做出利他行为，还不如相信市场和货币，因为它们可以创造许许多多利益共同体，来激励这个由陌生人构成的大型网络做出有益于公众利益的行动：
在文明社会中，人类随时都需要大量合作和帮助，然而在短暂的一生中只能和少数人建立友谊… 相比起其他动物，人类更会经常遇到需要他人帮助的情况，然而只期待着别人施恩是不行的。交换这种行为能让我们从其他人那里获得远远更好的所需物品。我们所需的饮食，不是来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打算。
斯密接着又描述了劳动分工以及劳动生产率对于配对交换网络的依赖程度：“ 正因交换导致了劳动分工，所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换能力的限制。换句话说，分工受市场的制约。 ”随着国家乃至全球的交换网络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生产者参与其中，劳动分工得以细化，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
货币则通过提供更多交换机会来促进社会扩展性。作为被广泛接受且可反复使用的财富存储及转移媒介，货币通过减少交易中的偶然性问题（交换需求匹配以及转账需求匹配的偶然性）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得交换涉及的商品和服务种类越来越多，参与者也越来越多样化。
各种各样的媒介，包括口语、粘土 [5]、纸、电报、无线电和计算机网络等，都曾经被用来传达要约、承诺、由此产生的交易和价格，以及对执行的监督和其他商业沟通内容。关于市场和货币形成的价格网络，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他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6] 中提出了很深刻的见解：
在一个有关相关事实的知识分散在许多人手中的体系里，价格能协调不同个体的独立行为……在任何一个多人协作的社会中，无论谁想要制定一种中央计划，或多或少都得基于某个知识。这个知识最初不是给规划者的，而是给其他人的，其他人必须再通过某种方式传达给规划者。
对于一切解释经济过程的理论来说，作为计划基础的知识通过何种方式传达给人们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至于最初分散在所有人中的知识的最佳利用方式是什么，这一问题至少是经济政策，或者说是设计高效的经济体系的主要问题之一…
每种商品都有一个价格（或更确切地说，各地的价格是相互关联的，其差别取决于运输费用等等），这个简单的事实似乎暗示着一种解决方法，如果所有信息都掌握在一个人手里，就有可能为所有商品都找出那个合适的价格，但这仅仅是在概念上有可能而已，实际上，所有信息都分散在每个涉及这一过程的人手中…
神奇的是，在诸如某种原料短缺的情况中，无需发出任何指令，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其中原因，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的身份花几个月时间也无法全部调查清楚）会自发地开始节约该原料或使用该原料生产的产品；也就是说，人们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价格体系正是一种人类偶然发现但尚未理解的制度之一。人们正在学着利用价格体系（但是远远没有学会充分利用它）。价格体系使得劳动分工和资源协调利用在知识均匀分布基础上成为可能……解决方案在只掌握部分信息的人的交互协作中产生。
（编者注：台湾的夏道平先生将哈耶克此文题译为《散在社会的知识之利用》，“散在”一词，窃以为更切合哈耶克论文主旨。）
（未完）
[1]： http://whatsupnah.com/2009/02/twitter-vs-the-dunbar-number-and-the-rise-of-weak-ties/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fred_North_Whitehead
[4]： http://www.lifewithalacrity.com/previous/2005/10/dunbar_group_co.html
[5]： https://nakamotoinstitute.org/the-playdough-protocols/
原文链接:
http://unenumerated.blogspot.com/2017/02/money-blockchains-and-social-scalability.html
作者:
Nick Szabo
翻译:
Jan, Joey & 阿剑, 闵敏
